查看详情>>  皇帝会在什么情况下发“罪己诏”呢？一般来说，有这么几种：一种朝纲混乱，民怨沸腾之时；二是重大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皇帝以为这是上天在惩罚自己失德失政，首先反思自己治理国家的过错；三是政权危难之时，老百姓拿起锄头铁鈀反上金銮殿之时，为了保命保权。其用意首先是自我检讨，以求得上天和老百姓的宽恕，以便维持自己的统治，同时，也会承诺改过自新。 据史料记载，有文字可述的最早的“罪己诏”出自商汤，商汤灭夏之后，为了获得民心，商汤主动向百姓检讨自己的过错，发布了“罪己诏”，其开篇即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自己承担了一切过错，并要求上天和老百姓将追罪的责任放在自己一个人身上。而史料中关于“罪己诏”更早的事实是，夏朝的先祖禹。据古籍记载：大禹登上帝位后，有一次，无意中看见了犯罪的人，就伤心地哭了起来，左右问其故，禹曰：尧舜之时，民皆用尧舜之心为心，而予为君，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禹见民心涣散，深感内疚，认为自己没有当好这个帝王，于是自省自责，主动承担过错责任。 至于后世各朝，皆有皇帝颁发“罪己诏”。 中国老百姓，在世界上最具耐受性，不是迫不得已，不会造反，由于“罪己诏”见得多了，有时候老百姓也不吃这一套，所以也就有“江山代有人才出”的朝代更替了。 今天我们的官员临走时一句“对不起”，他治下的百姓却要为之付出他一个任期的幸福和快乐，这还算幸运的，而不幸的是，有些官员为官一任，敛财一方，在此过程中，更给后人留下许多烂尾工程，尤其是对环境的破坏，非一两代人能肃清，遗害子孙万代，太沉重了吧。    古训要求官员“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排在首位，强调的是为官者的学习与反省精神，今天有多少人能做到呢？

查看详情>> 毛泽东与凯丰的当面激烈争吵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九军团中央代表凯丰站出来为博古辩护，挖苦毛泽东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毛泽东反唇相讥后，凯丰无言以对。 毛泽东后来还多次提到这件事。1962年1月，毛泽东对日本一个访华代表团谈话时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在遵义会议的最后阶段，凯丰不得不承认博古和李德犯了军事路线错误，但又坚决反对撤掉他们的指挥权。遵义会议后，凯丰还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知错即改的凯丰，唯真理是从 凯丰光明磊落，知错能错。遵义会议召开的两个月后，事实教育了他，使他的思想起了明显变化，转为拥护毛泽东。此后，在长征途中，尤其是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凯丰都站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1935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西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了扩大会议，并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向川康退却的主张。凯丰明确支持北上。他写了长文《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刊登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前进》上，批评张国焘搞的西北联邦政府，是想把中央也“联邦”进去。这是最早公开批评张国焘的文章。当时，张国焘看了凯丰的文章极为恼火，但也对其没办法。 1935年7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黑水县的芦花召开两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解决红军统一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凯丰在发言中当面批评张国焘随意退出通(江)、南(江)、巴(中)苏区的错误。在8月间中央召开的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和9月间召开的俄界会议上，凯丰都是旗帜鲜明地维护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的统一，反对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活动，体现了其鲜明的政治立场。 凯丰原名何克全，江西萍乡人，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任团广东省委书记时，化名“开封”，按谐音写成“凯丰”。 1933年春，凯丰到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工作，先后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和书记，在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凯丰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抗大校歌的歌词作者 1937年1月，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为激励学员努力学习，肩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1937年11月，毛泽东让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凯丰为抗大谱写一首新的校歌，以取代原来的《红大校歌》。 接到这一任务的凯丰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很快，他就从心灵深处流淌出了歌词： “黄河之滨， 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同学们，努力学习，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积极工作， 艰苦奋斗，英勇牺牲， 我们的传统。 象黄河之水，汹涌澎湃， 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 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 毛泽东审阅歌词时说：“写得不错，完全符合抗大的办学方针。”凯丰很快把歌词交给了年仅27岁的青年作曲家吕骥。11月10日，吕骥反复吟诵着歌词，心如潮涌，一串串音符挟着强烈的感情喷涌而出，仅用一个下午的时间，他便完成了谱曲任务。此后，由吕骥当场唱给时任抗大副校长的罗瑞卿等领导听。罗瑞卿激动地说，我听过不少校歌，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这首歌。 从此，在抗日战争的烽火里，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高唱着这首《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驰骋疆场，奋勇杀敌。这首歌飞越万水千山，唱遍抗日前线，并一直传唱至今。 毛泽东批评凯丰：“我看你是把他们逼上梁山嘛。” 1937年的2月27日，凯丰在延安发表了长达三万言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一文，引用了许多内部文件，全面批判了张国焘，文章指出：“国焘路线的性质是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土匪主义”，这就使人觉得他把人数众多、有光辉战斗历史的四方面军贬成“土匪”、“军阀”的队伍，引起四方面军官兵的强烈不满。 这是党史上最早系统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文章，但引发了严重的后果：1937年4月3日，延安抗大学员中的原四方面军的许世友等因串联三十多人，密谋“拖枪逃跑”的罪名而被捕。 其实许世友密谋的“逃跑”也是为了洗冤。一气之下，他当时想要带部队远走四川找自己的老部下刘子才，继续在大山里打游击，以此来证明自己对革命的忠诚。 毛泽东听说后十分吃惊，严厉地批评了凯丰，说他未能把张国焘与红四军广大干部战士严格区分开来，且尖锐地指责：“凯丰同志，我看你是把他们逼上梁山嘛。” 凯丰委屈地辩解：“我是认真按照你的指示精神布置的。” “什么我的精神？”毛泽东大为光火地说，“我的精神、中央的精神是批张国焘，你却不分青红皂白，一竿子横扫一大片。你还别出心裁，跑到红军大学、四方面军中，搞什么‘究竟是毛泽东水平高，还是张国焘水平高？’的讨论。张国焘过去在四方面军批我毛泽东，就没有批一个战士；可现在毛泽东批张国焘，居然连战士都一起批了！” 毛泽东以其宽阔的胸怀与真诚的态度，很快就化解了这场“危机”。之后，凯丰也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对毛泽东的处事艺术更是敬佩有加了。 在1937年召开的洛川会议和12月政治局会议上，凯丰先后被选为中央军事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38年2月，凯丰去武汉工作，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宣传部长。后来，武汉危机，凯丰随长江局迁到重庆。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在重庆正式成立南方局，凯丰是六个常委之一，与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一起，领导华南、西南各省党的工作。经中央批准，凯丰担任南方局宣传部长，主抓宣传和党报工作。1940年底，凯丰回到延安，任中宣部副部长，主要负责党的宣传文化和干部教育方面的工作。 联名发起延安文艺座谈会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积极抗战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各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海内外许多知识分子和作家来到延安和各根据地。这些地区陆续成立了各类文艺团体，出版多种文艺刊物。在根据地的民主气氛之下，文艺运动呈现出活跃的景象。先后来到根据地的作家创作了一批新作品,在思想上,艺术上有新的发展。群众文艺活动也开始蓬勃发展，各地组织了许多农村剧团，编演反映根据地军民生活和斗争的戏剧。群众性写作活动，也得到热烈的响应　但当时取得的这些成就，还不能完全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从城市来到根据地的作家，一般存在不熟悉工农兵生活，不懂他们的语言，以及作家所运用的文学形式与工农兵群众在艺术趣味和欣赏习惯上有隔阂等问题。对于如何克服这些弱点，当时延安文艺界还存在一些思想分歧，诸如应该首先努力表现根据地的新生活还是为“大后方”服务，怎样处理歌颂根据地的光明面和批评其阴暗面的关系，怎样对待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学习政治理论是否妨碍创作情绪等问题。 1942年，中国共产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同时也发动了文艺整风运动。1942年春，毛泽东亲自找延安部分作家谈话，了解情况，听取意见。4月27日，毛泽东和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的凯丰联名邀请在延安的作家、艺术家举行座谈会，应邀出席者约百人。 请柬经毛泽东审定，是用延安生产的粉红色土纸油印的，64开大小，竖排。内容为： ×××同志：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毛泽东 凯丰 四月二十七日 这份粉红色请柬，不仅感官上给人一种温馨、柔美的惬意和亲切之意，而且在内涵上还有几个与众不同而引人注意的细节特征：首先，它不是通知，而是请柬。何其芳、刘白羽、金紫光、钟敬之、胡采等文学家、艺术家接到请柬，都感到特别新鲜，特别高兴。以往他们参加会议接到的都是通知，这次则不同。受到毛泽东的邀请，他们感到很光荣。其次，请柬说是交换意见，不是听报告，一下子拉近了领袖与文艺家们的距离，倍感亲切。同时，文艺家们对毛泽东更加敬仰。再次，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与他人联名发起召开党的重要会议，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 延安文艺座谈会由凯丰主持。5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是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它联系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对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 凯丰请毛泽东题写报头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派出2万名干部和11万大军紧急开赴东北，凯丰与张闻天、彭真、陈云等一起踏上征途。9月14日成立了中共东北局，凯丰任东北局委员和宣传部部长。1945年11月1日，他在山海关领导创办了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该报出刊一周年时，凯丰致信毛泽东，请求题写报名。毛泽东欣然题写并回信： “凯丰同志： 书四本及来信收到。报头写了一个如左，请斟酌采用。你身体谅好些？我病了大半年，现在好多了，大约再有半年，当更好些。 各同志均此问候。 毛泽东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在东北贯彻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延安鲁艺于1946年上半年迁到东北后，凯丰一直关心着它的成长。1947年7月4日，凯丰还专门来校讲话，肯定鲁艺在东北一年来的工作，并根据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述革命文艺的目的和创作等重要问题。1948年4月，凯丰还仿照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方式，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继续贯彻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推进东北文艺运动。 1952年上半年，凯丰兼任沈阳市委书记。此时他看到中央宣传部2月19日编拟的《关于三反运动大型纪录片摄制提纲》(草案)，其中有领导人镜头出现。凯丰认为不妥，便将他的意见反映给毛泽东。时任东北局书记的高岗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恼火，认为凯丰直接向毛泽东反映意见是瞧不起他，两人发生了一些磨擦。为此，高岗2月26日给毛泽东打电报表达对凯丰的不满。毛泽东接到电报后，第二（27日）就复电高岗，说：“凯丰电报中主张拍军队一点是正确的，已采纳。”“凯丰有意见（不论意见正确与否）打电报给我是好的，他以后有意见还可打电报来，有意见不打电报则不好。以上请转告凯丰。” 1952年11月，凯丰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马列学院院长。由于长期艰辛工作，凯丰积劳成疾，终因医治无效，于1955年3月23日在京逝世，终年49岁。

查看详情>> 北宋政权是紧接在五个短命朝代之后而出现的，而那五个朝代之所以短命，除了后梁是被长期与之对立斗争的另一军事实力派（在太原的李克用、李存勗父子）所推翻、后晋是被契丹入侵者所颠覆的以外，其余各朝则都是被统治集团内部的军人所篡夺的。因此，在赵匡胤既已把政权夺取到手之后，便把如何防止政权转移问题认作最首要的问题。因此，赵匡胤和他的亲信辅佐人物如赵普和赵光义等人，便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驾驭那些操持军事实权的人物，如何削弱州郡长吏的事权和实力，以及诸如此类的一些纯属于政治权术和浮现在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中的种种问题上去。 为解决统治集团内部军人跋扈骄纵的问题，为不使他们再有篡夺政权的可能，赵匡胤在夺取到政权的第二年，即把禁军（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军队）中资历最高的几个首领，例如石守信、王审琦等人（他们都是赵匡胤在一年前图谋夺取后周政权期内所结拜的“义社十兄弟”之一。在赵匡胤夺取政权的活动当中，他们都曾出过力，都应算是开国元勋，所以在北宋政权建立之初，他们便都“偃蹇骄纵”，多不奉法）的兵权先后解除掉，提拔了一些资望较浅、容易驾驭的人继承了他们的职位。在此以后，即对禁军中的统兵将领时常加以更调，要使其“兵无常将，将无常师”，以防范部队与将领之间发生深厚的感情和关系；军队的驻屯地区也时常彼此移易，名义上是要借此使士兵们“习勤苦，均劳佚”，实际上却是要借此防范任何部队与任何地方结成不解之缘。 从唐代晚期以来，封疆大吏和州郡长官都因辖区太广，事权太高，并拥有大量军队，而致形成了一个个的独立小王国。其完全脱离了中央政府的，中央政府对之固莫可奈何；其在表面上尚与中央政府维持着某些关系的，也常常使最高统治者感受到彼将“取而代之”的威胁。在事实上，朱温就是以一个藩镇而夺取了唐的政权的。赵匡胤和赵普等人，为求这一弊端不再继续发生，在政权建立之后，便从种种方面着手一些防范措施：缩小州郡的辖区，收夺地方政府的财权，削弱地方政府的军事实力，把地方长官一律改由文臣担任，且于长官之外添置通判，使其互相牵制，使地方长官处理政务时不能独断独行。这样一来，中央政府对于其所管辖下的任何州郡都可以操纵如意，地方上再不会形成尾大不掉之局，更不会再有“称兵犯阙”的事情发生了。 前代的宰相事无不统，因而前代的皇帝也曾有受制于权相，甚或统治权为权相所篡夺之事。为防范这一弊端，赵匡胤在建立政权之初，不但在宰相之下设参知政事，而且把晚唐五代期内所曾权宜设置过的三司使副和枢密使副都定为正规的常设官员，以三司使副分取宰相的财政大权，以枢密使副分取宰相的军政大权。三司使号称“计相”，枢密院则与中书对称“二府”，可见其事权是不相上下的。而枢密使副的设置还具有另一妙用，那就是与禁军中的高级将领互相牵制。因为枢密使虽负责军政，但他仅有制令之权而本身并不统领任何军队；禁军中的高级将帅虽统领军队，然而他们却不操行兵之符，没有发号施令之权。这样就使得不论枢密使副或高级将领全无法利用军权来发动政变了。 总括来说，赵匡胤为使其政权不至很快地再转移到别姓手中，在开国之初，对于中央以及地方政府中各种机构的设置和各种官员的安排，是在充分利用互相牵制的作用，几乎完全是以防弊之政作为立国之法的。在这样原则之下的一些措施，到后来虽也生出了种种重大的流弊，但赵姓的统治却确实因此得以持续下去，北宋没有再蹈五代之覆辙而成为第六个短命的朝代。 从907年至959年这53年之内，共总更换了五个朝代，更换了八姓十三君。就这八姓十三君当中的任何一姓一人的主观意图来说，他们必然都在企图使其统治权能长时期不至失坠。然竟无一人能够遂其意愿。赵匡胤在夺取政权之后却独能通过上述种种政策的运用和种种具体的措施而把北宋朝代的年寿延长下去了，单从这一效果上着眼，也足可看出，赵匡胤是自有他的高明之所在的。 朝代像拉洋片般地快速更替，其关系和影响所及，并不是只限于封建统治者们，更不是只限于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而是不可避免地要关涉到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即如后梁和后唐、后汉和后周诸政权的更替之交，无一次不是大动干戈于邦域之中，因而无一次不是使境内百姓遭受到兵火涂炭的。因而站在其时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来说，也绝对不会愿意这样的篡夺之祸连续重演，而只是希望其及早结束了的。赵匡胤既然以种种谋虑和措施而把政权稳定下来，不论在他的主观意图当中是否曾考虑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问题，而客观效果所及，却使当时中原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不致再陷溺在战祸之中，这却是无论如何不能不加以肯定的。

查看详情>> 曹操手下的杨沛，是一代廉吏。在当时，曹操也对他敬佩三分。曹操的亲信，一旦听说杨沛来到自己担任领导职务，纷纷收敛自己的恶习，一个个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 这个杨沛字孔渠，三国冯翊万年（今陕西临潼北）人。初平年间，曾经担任过县衙的文书，后来升任新郑县的县令。杨沛很有生财之道，那时候人很贫穷，又加上收成不太好。杨沛便让所辖的村民种植桑树，然后让人收取晒干的桑葚。又动员人种植黄豆，收割的时候让人收取干豆。小心地放到仓库里，如此得到千余斛。 机会总是送给有准备的人。不久曹操做兖州刺史，向西迎奉天子，不过所带领的一千多人都吃不上粮食。路过新郑县，杨沛便拜见曹操，并且奉上干椹。这干椹有滋阴补血、生津润燥的功效，又可以食用，自然引起曹操的好感，于是曹操大喜，留在身边，不久担任长社的县令。当时曹操的堂弟曹洪有个家将，在长社横行不法。杨沛知道后，先打断他的脚，然后又把他杀死，从此曹操对他更加器重。 杨沛是个刚正不阿的人，因为政绩显著，不久升任九江、东平、乐安等地的太守。不过，因为过于刚直，曾经和部队的人物发生争执，被髡刑（中国上古五刑之一，为将人头发全部或部分剃掉的刑罚，是一种耻辱刑，主要流行于中国古代夏商周到东汉）五年。曹操知道杨沛是个能臣，就在杨沛服刑期间，便派他做邺城的县令。临行期间，问他采用什么办法治理邺城，杨沛说：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曹操感慨道：太好了！然后又对身边的人说：这个人太可怕了，能做到这一点，邺城怎么能不太平呢？这时候又赐给他金银财物还有很多奴仆。 一听说杨沛来到邺城赴任，军中大佬曹洪、刘勋等人赶紧告诫自己的手下，一定要收敛自己的行为，否则后果自负。正因为大家畏惧杨沛，所以邺城被治理的井井有条。杨沛的政绩被曹操发现后，不久升任护羌校尉。 建安十六年，马超造反，曹操大军向西进发，杨沛跟着部队前进，并且都督孟津一带的军事。曹操已经向南发展，其余还没有完全度过。而中黄门的太监向前渡船，忘记了自己的凭证，私自回去去取。跟着手下人要小船，想单独渡船。小官吏不肯，小黄门太监勃然大怒，恰好正遇上杨沛，杨沛便问：你有凭证吗？太监说：没有。杨沛大骂道：你个家伙什么都没有，却在这里耀武扬威，成何体统？可见你肯定是想私自逃跑。于是喝令左右打了出去，并且衣服都被撕得很凌乱。小黄门跑过来去向曹操诉苦，曹操说：你不死都已经够万幸的了，你还想怎么办？因此杨沛的名声更加显著。不久，又继续担任京城一带的首长。 黄初年间，杨沛因为执法严格被魏文帝下放，担任议郎等闲职。杨沛为人耿介，又不喜欢奉承别人。所以降职之后，家里连多余的财物都没有，由于害病，便跟着自己的侄子生活，连多余的婢女都没有。后来在河南的偏僻河滩弄下荒田两倾，住的是茅草屋，他的老婆孩子都一直挨冻。杨沛病死后，因为没有钱财，杨沛被乡亲故友厚葬。 江湖叹曰：一代廉吏杨沛，执法必严，曾为曹魏江山立下大功，可惜最后神马都是浮云，只有一抔黄土，不禁让人唏嘘。

查看详情>> 虽然二战已经过了近七十年，但美国使用原子弹打击日本迄今在国际上还不失为争议话题，挺着说打得好，反对者说这是不该发生的悲剧。     耐人寻味的是，在否定美国此举中，美国主流学者的声音尤为强烈。 譬如罗尔斯，他对美国使用原子弹打击日本一直持强烈的谴责态度。    罗尔斯是谁？不知此君者，一定没看过《正义论》。 他是哈佛大学一名教授、《正义论》作者。如果说，领导建国、发表独立宣言、主动放权的“美国国父”华盛顿是建构“美国国家精神”的第一人，解放黑人的林肯是第二人，拯救世界的罗斯福是第三人。那么，这三个政治家之外，还有一个思想者的贡献，他应该就是罗尔斯。    1971年，罗尔斯发表了著名的《正义论》，《正义论》集中表达了“美国精神”应该纳入的精髓，这就是正义。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正如真理是思想的第一美德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    罗尔斯眼里的正义，不仅属于美国，而且也属于世界。在罗尔斯先生看来，美国这个“自由民主国家”，曾经也留下难以消除的非正义记录。比如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    “如果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对战争和核武器的使用动机和方式，与一个比如说希特勒法西斯式的国家并无不同，人类还能有什么正义和正义战争可言?无论有多少或多么强有力的理由，美国对广岛的原子弹爆炸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这是罗尔斯《正义论》中的“涉外”部分。从罗尔斯反对“使用核武器”，足见美国学者的大多数立场。这种立场不单基于“正义”，而且也是对美国如何领导世界的“理性认识”。     时局发展到今日，在一个连朝鲜、巴基斯坦都自称“有核国家”的有核化世界，“相互确保毁灭”呈多极化发展，使用核武器等同“集体自杀器”更加成为共识。越是这样，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越小。为什么？因为一不想自杀，二不想先死。    在 “相互确保毁灭”多极化下，美国的核战略已经发展重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想领导世界，那么以往与前苏联的“相互确保毁灭”的地位，就必须上升为“先发制人毁灭”，所以，美国的核武库作用主要是威慑和中远程的先发制人，确保即便美国遭受核弹突袭，摧毁美国核力量的几率也很小，并保证美国能够发起毁灭性的反击。    如何向世界表明美国可以做到先发制人？不可能使用核武器演习，所以展示威慑力更厉害更实用的手段，不是使用非常规打击，而是增强常规打击的威力。 譬如钻地弹、战略轰炸机。这些家伙一旦带核，则威力可想而知。    去年，美国推出“X-47B空天战机”就证明，当人类进入核时代，核武器就越发成为“高悬之器”，而常规打击的威力反倒越显突出。 “X-47B空天战机”达到“一小时打遍世界”的征战能力，这种武器与此前的“钻地弹”和“坎大哈怪兽”组合，可以实用“不核而屈人之兵”的实际控制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相互确保毁灭”正在为“先发制人毁灭”让路。有核国家有恃无恐的自信在减低。局部战争拼的是常规武器，绝对不敢拼核武器。谁首先使用核武器，不仅意味自杀，而且意味先死。即便是疯子成为有核国家领导人，他也未必能“相互确保毁灭”。因为“先发制人毁灭”的美国反导系统，可以反控制、一击致命。    今日，美国在核战备方面所做的一切改变，当然是与时俱进。最大目的之一是确保美国国家利益和世界领导地位不动摇，但同时，也不排除极力抹去二战时投下两枚原子弹给世界包含本国国民留下的阴影。二战时美国对日本的战争无疑是正义之战，然而使用原子弹也有“以恐怖驾驭残暴”之嫌。所有的战争都是恐怖的，但如果以“亮肌肉”的方式控制“潘多拉之盒”再次开启，则美国幸甚，世界幸甚。